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清华大学内一间被荧光灯照亮的教室里，十余个学生专心致志地听着高源（Emma Gao）讲话。她把一只杯子放到灯光下，让学生们研究内部漩涡状的液体。清华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但这却并不是一场针对大一学生的流体力学研讨会。这是学生葡萄酒俱乐部的一场聚会。
身材娇小、笑容干脆的高女士正在品鉴几款最近年份的葡萄酒，这些酒产自她家族经营的葡萄酒庄。酒庄位于宁夏，一个在戈壁滩边缘的中国偏远省份。在电脑的后面，学生们拿起杯子闻了一闻，随后轻啜杯中酒，将一款红酒和另一款更浓郁、更具橡木味儿的法式红酒进行着比较。
自从她的酒庄开始获得国际声誉，在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中国新兴产业中，同样看似不可思议地，38 岁的高源成为了一颗冉冉的新星。这个产业原先注重于大批量生产，而这座名为银色高地的酒庄引入了西方先进酿酒技术，并由此成为了中国在此领域的先驱者。
沈旸是法国酩悦轩尼诗宁夏酒庄的总经理。开业两年，这座起泡酒工厂已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图片来源：Amanda Kho/《纽约时报》
从精品酒庄模式得到启发，宁夏有着成为中国纳帕谷地（Napa Valley）的野心。本地酿造商已赢得过著名奖项，并正在计划将该区域的葡萄园翻倍，并将这里打造为一个葡萄酒旅游中心。海外投资者同样注意到了这里。法国香槟酿造商酩悦轩尼诗（M?et & Chandon）在这里生产起泡酒，而烈酒巨头保乐力加（Pernod Ricard）也在花费重金将本地酒庄现代化。
“人们知道纳帕酿造美国最好的葡萄酒，波尔多酿造法国最好的葡萄酒，”郝林海（音）说，他是管理本地葡萄酒工业的高级地区官员。“而提到中国葡萄酒，我们希望人们想到宁夏。”
虽然相较于得到国际大奖的葡萄酒，中国更以如火般辣喉、高达 50 度的白酒而闻名，但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对西方美酒趋之若鹜，其中就包含上等葡萄酒。
根据总部设在伦敦的研究机构 IWSR 的数据，在 2014 年，中国人饮掉了超过 15 亿瓶红酒，是 2008 年的两倍。总体而言，中国的红酒消费排在全球第四，位于法国、美国和意大利之后。为满足市场需求，国内的红酒酿造应运而起。从 1980 年代初期的几乎为零，到现在成为全球第七大葡萄酒生产国。
从纺织到高端电子产品，中国的这些产业均在政府的长期支持下获得了成功。葡萄酒酿造也是一样，在 2014 年，中国生产了 1.2 亿箱葡萄酒。这个数字略微不到美国产量的三分之一，极为接近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产量。
但据马惠卿（音）称，中国的葡萄酒几乎全部面向国内市场，并且直到最近，以西方大厂标准来看，它们中的大部分酒都几乎没法儿喝。马惠卿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和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有着紧密的合作。
在中国宁夏的银色高地酒庄，城市建筑高耸于葡萄藤之上。图片来源：Amanda Kho/《纽约时报》
现在，新一代的中国酿酒师正在尝试着提升酒的品质，以期赢得口味越来越挑剔的本土消费者。他们同样想获得那些狂热爱好者的青睐，这些人几乎只喝从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进口的葡萄酒。最终，像其他很多中国产业一样，他们中最成功的那些会寄望于将自己的葡萄酒销往海外。
“他们有全世界最多的钱，有全世界最大的野心，把最好的顾问都请了来，”斯蒂芬?斯波里尔（Steven Spurrier）说，“中国必然会生产出越来越好的葡萄酒。”这位英国葡萄酒商人组织过 1976 年那场著名的“巴黎评判”。在那场葡萄酒盲品大赛上，加利福尼亚酒战胜了法国酒，一举震惊了整个葡萄酒业。
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奔
在省会银川，银色高地酒庄的高源坐在父母摇摇欲坠的院落门前，望着她父亲在差不多 20 年前栽植的葡萄园。作为该地区首批种植葡萄的人之一，1999 年，他建议女儿前往法国学习葡萄酒酿造。“那时我 21 岁。我说当然，为什么不去呢？”她说。“吸引我的是法国，不是酿酒。”
在获得葡萄酒工艺学位后，她进入了备受推崇的 Calon-Ségur 酒庄，在那里她遇到了酒庄的酿酒师，最终和他结了婚。法国式的态度对她影响至深。“我学会了关注质量，用手上的原料酿出最好的酒，”她说道。
返回中国时，高源和她的父亲在他们的第一个年份——2007 年的产量只有 10 桶，或者说 3000 瓶。如今，高女士生产 4 种酒，总产量达到 6 万瓶。她 2013 年的阙歌干红，单瓶售价在 75 美元左右。
从宁夏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天台远望的美丽风光。图片来源：Amanda Kho/《纽约时报》
“她已被视为最好的酿酒师，生产出了全中国几乎最好的酒，”杰拉德·柯林（Gérard Colin）说。他是一名法国顾问，曾帮助拉菲古堡（Lafite Rothschild）在中国建立酒庄。“是高源把宁夏放到了（葡萄酒的）版图上。”
位于内蒙古南部的宁夏曾是一个贫穷的煤矿省份，它的丘陵和干旱的灌木林地不适宜种植大多数的农作物。这里的夏天干燥且炎热，冬天则漫长且寒冷。但它的沙质、坚硬的土地却非常适合葡萄生长。西边的贺兰山能为葡萄园遮挡沙漠狂风，凉爽的夜晚也能防止葡萄成熟得太快。
怀抱创造一个新兴产业的愿望，宁夏自治区政府在 1990 年代后期开始大量修建灌溉系统，并把酿造葡萄酒放在了发展计划的中心。2005 年，政府帮助建造了该地区的第一个“示范”酒庄——贺兰晴雪。
2011 年，一个重大转折点到来了。在英国葡萄酒刊物 Decanter 举办的一个久负盛名的国际竞赛中，贺兰晴雪获得了金奖。它的一瓶 2009 年的加贝兰被评为 10 英镑以上最好的波尔多品种红酒，击败了来自纳帕谷地、澳大利亚和波尔多的竞争对手。
突然之间，原本缓慢的积累变成了一场狂奔。这个大奖“让人们意识到了葡萄酒可以是一桩很好的生意，”郭肖恒（音）说道。他是在法国受训成为品酒师的本地人，之后重新做回了酿酒设备的销售。对宁夏葡萄酒的需求和它的价格从此开始腾飞。
十年前，宁夏的酒厂还屈指可数。今天，那里一共有了 70 余座酒庄，并且还有 40 多座在建，政府则希望在 2020 年能达到 200 座酒庄。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红酒在这里占主导，且多为波尔多的混合品种——主要为赤霞珠、美乐和品丽珠的混合。这种酒在中国极受欢迎。
英国葡萄酒记者杰西丝·罗宾逊（Jancis Robinson）在去年上海的一个中国酒盲品大赛上担任评委。“宁夏真的大放异彩。他们酿造了大部分最好的酒，”她说。它们目前已经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商业品质葡萄酒”。
但对高源而言却还不够好。五月的一个清晨，她开车一小时驶出贺兰山山麓，在那里，她正在用更先进的设备建设新的酒庄。这些扩大了的葡萄园将能够使银色高地的年产量达到20万瓶。
观察着从坚硬的土壤里伸出的齐腰高的藤蔓，她说为了达到她要求的质量，时间上需要五年或更长。在附近的一块地里，她已经开始尝试种植黑比诺和霞多丽等其他葡萄品种。
“我们想试一下这块地，看它是否合适，”她说。“我们不是仅仅为一两年而投资；我们是在为下个 100 年投资。那些将是子孙后代们去酿造的葡萄酒。”
酒庄经济
自两年前开张以来，酩悦全新的气泡酒厂及其干净现代的生产线和最先进的设备就成了这一地区规模最大、最卓越的酒厂之一。
中国最知名的酿酒师之一：银色高地酒庄的高源。图片来源：Amanda Kho/《纽约时报》
沈旸指着去年生产了 50000 箱酒的巨大容器说，酩悦正在进行一项长期投资，目的是要让中国懂葡萄酒的白领人士能够喝到更多的气泡酒，目前这一投资计划正进行到第一阶段。
“我们在中国的任务，就是要为这款葡萄酒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沈先生说道。
他说，目前中国对于气泡酒的需求还很小，大约只占到葡萄酒总消费的 2%，而在成熟的市场气泡酒消费要占到葡萄酒总消费的 9%。但鉴于中国进口量的增加，酩悦认为是时候开始在本地进行生产了。
“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他补充道，“如今人们对葡萄酒的兴趣正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国内外投资者都很看好中国市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宁夏鹊起的声名吸引到了不少投资。2014 年，宁夏地区的葡萄酒厂、酒庄共生产了 2.7 亿瓶葡萄酒，产量是三年前的近三倍。
葡萄酒生产的繁荣，让宁夏首府银川市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从五星级的凯宾斯基大酒店，到城市里到处兴建的办公大厦和公寓大楼，银川到处都是一派繁荣兴旺之景。市郊蜿蜒的、坑坑洼洼的双车道公路上总是不断地有拖拉机和卡车来来往往。银川市还在建造一条全新的高速公路，引领游客前往酒庄酒厂。
张裕公司是中国最老牌的国内葡萄酒生产商，也是目前占领中国葡萄酒市场的三大公司之一。张裕公司斥资 1 亿多美元打造了一座占地近 14 万平方英尺（约 1.3 万平方米）的迪士尼式“城堡酒庄”，城堡酒庄内设有喷泉、塔楼，还有两套中世纪盔甲守卫着大门。张裕公司在中国各地共建造了六座城堡酒庄，希望能够吸引开始享受起西式度假模式的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前来，而公司与澳大利亚酿酒师罗斯·摩塞尔（Lenz Moser）合作经营的这座城堡酒庄正是其中最新的一座。酒庄总经理阮士礼（音）称，他预计酒庄今年的游客人数将超过酒庄经营首年游客人数的两倍，达到 80000 人。
但是，鉴于新的财富刺激了一些类似于土地投机热潮的投资热，也有一些人开始担忧这种高速增长是否能够长期持续下去。陈德起（音）是宁夏的早期投资者之一，他在 2007 年购买了 25000 英亩的土地。现在，他把这块土地划分成了 100 份，想要为富人打造“迷你酒堡”。
陈先生说，他已经找到愿意斥资 100 万人民币（约 16 万美元）购买头两块地的买家了。他说，这片土地现在的价格已经是他买地时价格的 20 倍。
还有一些人则担心葡萄酒的质量会出现下滑。谢东强（音）是一位宁夏本地人，他在北京南部投资建造过一座葡萄酒产业，目前是位于加州塞巴斯托波的艾柯缇摩（Ektimo）酒庄的所有者。去年秋天，他回到宁夏来进行了考察。当时他感到很失望。
他说，宁夏官员并不了解什么葡萄品种最适合在当地风土条件下栽种，但他们却一直在鼓励犹豫不决的人们种植葡萄。（某地的风土条件是由土壤、光照、气候这几大因素综合构成的，正是风土条件，让每一处葡萄园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宁夏（在推进葡萄酒生产一事上）用力过猛了，”谢先生说道，“（风土条件）是对于葡萄酒的基础分析，但是政府却没有做。”
《纽约时报》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内一处葡萄酒装瓶机器。图片来源：Amanda Kho/《纽约时报》
打造葡萄酒鉴赏行家
周建宇（音）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商人。和许多年轻一辈的中国人一样，周先生在国外留学期间喜欢上了葡萄酒。一开始，他更青睐欧洲葡萄酒——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但是三年前，他开始养成了只喝中国葡萄酒的习惯。他说：“中国葡萄酒棒极了，所以我开始更多地喝中国葡萄酒。”
周先生曾到宁夏最好的新酒庄之一的留世酒庄游玩过一次。当时，他和他的朋友在那里吃了一些鱼、螃蟹、鸡和蔬菜作为午饭。在他们用餐时，酿酒师周淑珍谈起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向他们解释了较长的橡木桶陈酿期是如何增加红酒的厚度的。
“对许多人来说，加州或法国的葡萄酒都有着它们各自独有的风味，”周先生说道，“但是，我发现，宁夏的葡萄酒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和特点。”（周先生和这位酿酒师之间并无亲缘关系。）
随着宁夏（葡萄酒产业）的迅速扩张，培养像周先生这样的顾客将会成为一大关键。此前葡萄酒消费量的爆炸式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拉动的——这些人会购买昂贵的上等佳酿用于宴会或作为礼物。而过去两年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反腐运动。这一反腐运动所造成的其中一项后果，就是去年红酒的消费量下滑了 12%。今年股票市场的暴跌以及放缓的经济，更是无益于葡萄酒销量的提升。
北京一家葡萄酒教育咨询机构龙凤美酒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赵凤仪说，如今，经济衰退正逐渐迫使葡萄酒生产商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真正的买家”身上——这些中国中产阶级和上流阶层的人们喝红酒，是因为他们喜欢红酒，而不是为了彰显身份地位或者迎合别人。
为了打造这个客户基础，宁夏的葡萄酒生产商说，他们正专注于让自己的葡萄酒走进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商店与酒店。目前，在宁夏以外的地区能够买到的宁夏葡萄酒很少，而且价格也很高。
“就算人们喜欢我们的红酒，他们也找不到我们。”迦南美地酒庄的王芳（音）说道。近来，迦南美地酒庄和留世酒庄都和顶尖葡萄酒经销商签订了协议。
许多人都憧憬着有一天，顶尖的中国红酒能成为美国或欧洲商店货架上常见的商品。
迈克·英斯利（Mike Insley）是一名新西兰人，最近他来到了中国，帮助改良保乐力加公司（Pernod Ricard）在中国的葡萄园。他说，这个地方让他想起了 1980 年代末的新西兰马尔堡（Marlborough）——那里是新西兰葡萄酒产业的中心。那时，新西兰的葡萄酒还没有受到国际认可，新西兰的葡萄酒商也才刚刚开始了解他们所生产的葡萄酒。
如今，葡萄酒已经是新西兰的第六大出口商品，销售额超过 9.4 亿美元。“当一个国家掌握好酿酒这门技术时，这样的情形自然会发生。”英斯利说道。
现在，中国上好的葡萄酒逐渐开始引起了海外人士的兴趣。法酒龙（Bruno Paumard）是一名法国酿酒师，他向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出口来自中国内蒙古附近一处巨大酒庄的葡萄酒。他也已经开始向国外卖自己的葡萄酒了。而目前每年在英国、德国和荷兰售出约 17 万瓶葡萄酒的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则正在为一场大型扩张做准备。摩塞尔说，公司计划在几年内，让公司在欧洲大陆葡萄酒的销量达到约 500 万瓶，而他本人很快也会开始与美国的经销商接洽会谈。他还说，多亏了 2015 年优质葡萄酒的良好表现，“我们才有机会能让中国真正参与国际（葡萄酒市场的）竞争。”
银色高地酒庄也引起了一些欧洲人士的兴趣。但是高女士担心，中国葡萄酒目前的价格还太过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葡萄酒竞争。就目前而言，拓展她的葡萄园、改进她的酿酒技术，要比出口葡萄酒更加重要。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考虑出口的问题，”她笑着说道，“可能明年会（考虑出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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